温铁军: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

2018-10-11 07:09| 编辑: 严家冬 |来自: 中华建设网

摘要: 日前,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温铁军,在“乡村振兴--2018公益创新峰会”强调,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。
中华建设网讯   (通讯员寒冬)    日前,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温铁军,在“乡村振兴--2018公益创新峰会”强调,乡村建设不可照抄外来经验。


为什么东亚都能够进入工业化?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门槛面前都摔倒了,而东亚国却进去了--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,都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圈,都是受到典型的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或地区,比如日本、韩国、中国等。这些进入工业化的东亚国家或地区,不管实行什么政治制度,历史上都反复实现过“耕者有其田”,用更正式的词语来表述则是“均田免赋”。1950年和1980年,我们国家都实现了“均田”;2006年,我们正式开始“免赋”(取消农业税)。我们重复了历史上很多朝代都有过的历程。只要是实现了均田的国家,都进入了工业化--实行“均田免赋”是进入工业化的门槛。拥有大量资源的拉美,为什么进入不了工业化?因为这些地方没有经历均田免税的历史过程。

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冲突是恐怖主义的冲突。但恐怖主义能靠反恐解决吗?恐怖主义发生,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贫富两极分化,而贫富两极分化在金融资本时代,只可能越来越大,而根本不可能缩小。

我经常被西方大的投资机构请去做“知识更新”,帮他们提升知识层次,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中国在发生什么。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,我就知道了,在金融资本领域中,“收入”从一开始就是高的,为什么?是因为金融资本市场是追求流动性的,是挣快钱的。为什么贫富差距会拉大?农业完全没有流动性,一年流动一次,春种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,一个投资进去,一年滚动一次,怎么可能有收益呢?“脱实向虚”是资本经济的客观规律,不能人为挡住。只要发展金融资本经济,就一定会出现收入差别的迅速拉大。对中国而言,我们还有另外一套制度--党组制。大的金融机构都有党组,都由党来管理。这是我们现在的客观国情。

世界上按照一般的发达国家的制度体系来建立本国制度的,几乎都不可能缓解本国的问题。现在主要问题,是全球都发生三大资本过剩,即产业资本过剩、商业资本过剩和金融资本过剩。它们导致的成本代价,向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转嫁--所以公益领域的工作目标,是扶助弱势群体,缓解资源环境带来的破坏。但社会必须理解:这些也不是单靠我们的努力能解决的问题,我们最终还是要面对三大资本过剩所导致的全球危局。如果我们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危局,那我们所作的努力也只能算微乎其微。

社会化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,既然我们认识到城乡不平衡是最大的平衡,农村中的文化、治理等方面的不充分是最大的不充分,那我们就得看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。

上面说到的这些问题,其实产生于中国工业化。我们既然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,我们就要注意:这个制造业崛起过程是产业资本崛起,带来的是严重污染和社会矛盾拉大等问题。如果进一步搞城市化,污染只会更严重。于是中国早在2005年制定新农村建设战略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大规模向农村投资了。这对所有到农村振兴产业的人来说,都意味着官方替我们垫付了机会成本。如果这些人现在选择的投资领域是合适的,将会获得持久的机会收益。而按照原来农业发展方式走规模化道路,已经造成多种的问题,包括严重的污染、食品不安全和各种各样社会冲突等。

这些年,我和我的团队在各地开展了一些乡村建设的工作。我们不搞集中的办公室,也没有专门人的投资,我们称为“社会化广泛参与大平台”。这些做法,其实是把世界通行的做法做了中国化改造。其中比较值得我们借鉴的是我们从2003年开始实践的六位一体零排放立体循环生态农业试点。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新农村中发起的草根运动。值得一提的是,农业本身就是文化,“十里不同风”,我们各种各样的乡土社会文化是农业社会存在的基因,只有把文化发展起来,我们农业社会才能够长期生存。

我们强调:生态农业只能靠社会化,靠资本化是实现不了生态农业的。社会参与是形成保障的体系,大家都重视安全食品安全,但食品安全不可能靠发标签,也不可能靠企业制定标准,最好的办法是社会参与,只要有市民参与,农业一定是安全的,我们推进的是社会参与式的食品安全体系,推进的是城市市民和农民联合组织,最终实现的是让农业回归文化本质的社会生态农业。

这样的实践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?我认为是有助于国家的双稳态结构,即经济结构、社会结构。

首先看社会结构。刚才说到“均田免赋”,是因为历史上只要有了“均田”的朝代,都会有至少200年左右的朝代稳定周期,今天的中国之所以在反贫困领域取得这样重大的成绩,重要原因是在于让农民有了自己地资产。1950年和1980年两次分地,是中国产生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“小有产阶层”。我们的农民,是“小有产者”。这些年我们存在的贫困问题,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把教育、医疗领域推进市场,变成高收费。一旦农民让自己的孩子上了大学,就有可能变成贫困户;家里老人生病了,就变成贫困户--因为这些领域收费太高。所以我们客观地看,会发现贫困不是农业造成的,贫困是外部教育医疗等社会生活的高收费造成的。所以,如果在反贫困过程中,不对这些(高收费的)领域下功夫,而纯粹走到乡村去对贫困户做工作,那恐怕是找错对象了。所以,要维护中国小有产者的财产,让社会更稳定。

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,大家都应以中国已经崛起、并且规模是世界第一大的中产阶级为目标。中产阶级的消费是引领性的,在欧洲,它变成绿色主义消费潮流;而在中国,它正在转型,引领着旅行等领域的新风尚。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多的改变,源于中产阶级的崛起。在这个社会上,最不稳定的、最缺乏舆论导向的就是中产阶级。同时,中产阶级文化程度较高,表达能力空前地强,所以社会舆论容易出现失序,这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。社会底层和中层,都容易处在变动之中,相对稳定的是大资本,而在我们国家则是具有政治化意义的大资本,能够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。

再看经济结构。如今的中国处在一个“建设性的负债过程”,本来不必按照西方的金融资本制度来建设本国的金融资本制度。但麻烦的是,这要从“教科书”改起,因为现在整个体系都不是用来解释中国情况的制度体系。所以我们今天跟美国发生如此强烈的对撞,却难以解释自己的困境,这时候,人民的冲突就真的发生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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